一个人逛书店的时候，我常常想起我的朋友老崇。他比我年长5岁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最大的爱好是逛书店。在书架前，他常捧着书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，仿佛整个书店就是他家的书房。
如果不走近他身边，闻到那股垃圾桶般的味道，你很难发现，老崇其实是个流浪汉。
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，他一度还颇有名气。身高一米八几的老崇成天手提几个塑料袋，在校园里穿梭，见着瓶子或报纸就拾起来。不少师生都认得这个“捡破烂的”人，但没人对他有更深的了解。有人说，他脑子有点问题。更多的人猜，他本是大学生，只是“读书读疯了”。
撞上老崇的时候，我还是个本科生。纪录片课的老师要求我们去拍个片子，我脑中马上出现了老崇的样子。对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，我一直充满好奇。
连续好几天，我扛着摄像机在校园里寻找老崇。但当我根据保安的提示找到他时，却紧张得吐不出一个字来。
现在回头看来，那时的我不过是个自以为是的小姑娘。我出生在一个南方城市的工薪家庭，是从小被高度保护的“好学生”。我会掏出零花钱，给躲在后巷的流浪汉买个面包，也曾在大冷天，动员爸妈给无家可归的人送几条棉被。那是某种朴素的同情心，但对于这些藏在边缘的人，我从没打过交道，也谈不上什么了解。
对我这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，老崇倒显得非常轻松。他完全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对他感兴趣，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拍摄要求。甚至，当我累的时候，他主动要求帮我拿摄像机。
不瞒你说，我在心里挣扎了好一会儿，才将机器递了过去。老崇没有像我隐隐担心的那样，一拿到机器撒腿就跑。相反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聊起天来。
我已经不记得，那一刻，自己的脸有没有刷地红起来，但那种尴尬的感觉至今清晰。我原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靠近老崇的，而对方，则用最简单的善意，硬生生地将我从“上面”拉了下来。
我开始尝试以平和的姿态去接近老崇，渐渐发现，外界对这个男人的传言并不真实。
在山东老家的农村，老崇一直读到高中毕业。可家境困难，他最终选择外出打工谋生。2004年，22岁的他只身一人来到上海，在好几家小餐馆做过配菜工，后来听了老乡建议，开始“捡瓶子”。
“捡瓶子”一度是收入不错的行当，但老崇坚持只在大学校园里捡。他有那么一点心高气傲，感觉在外边拾荒过于丢人。并且，在“工作”以外，他还希望过上“大学生活”。
他常常去旁听复旦的一些公开课，最喜欢历史系的课，葛剑雄、樊树志先生的课他都听过。每天早上，他总要花上一块钱，买一份《东方早报》，收入好的时候再加一份《报刊文摘》，然后在一个没人上课的教室里慢慢翻看。
大部头的书，他买不起，也不可能进入复旦的图书馆。他便跑到学校周边的书店里，摘抄自己喜欢的段落。每一回把废品卖到收购站时，他还要多问一句，“最近有什么好书吗？”
我开始每隔几天就扛着摄像机去跟拍老崇。拍累了，两人就随意席地而坐，东南西北地胡扯。老崇常说，最理想的人生，是满足基本吃喝之后，“自由自在地看看书”。
我看老崇的视角，越来越平。尽管他还是浑身酸臭味，不够合身的裤子成天吊着，而我一身衣裳光鲜亮丽。但我渐渐打心底里认为，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不一样。那些所谓的“不一样”，不过是源于我们不能选择、也永远无法改变的出身。
有时，我甚至是仰视他的。
一次，我与老崇并排坐在草坪上，摄像机随意架在不远处。聊到兴之所至，老崇突然大声吟起诗来：“人生本来一场空，何必忙西又忙东。千秋功业无非梦，一觉醒来大话中。”
吟诗的时候，他潇洒，爽朗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对那一幕印象深刻。
入夜以后，老崇就走进复旦南区的露天体育馆，跳进一个凹槽里睡上一觉。在那儿，他曾经养了一只出生不久的流浪猫，每天喂它吃喝。小猫后来长大了，不知所踪。
拍完纪录片，又过了半年，老崇的手机再也打不通了。我曾经几次在学校附近打听他的下落，却始终不得音讯。我很想告诉老崇，尽管他或许仅仅是一个特例，但确实改变了我看待流浪汉的视角。
毕业后，我转而攻读社会工作的硕士研究生，并在一个服务弱势群体的民间机构实习。我不再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小姑娘。对那些活在社会边缘的人，我都尽量以平和的姿态去接近。我愿意相信，每一个底层人的身上，都可能有着与老崇相似的一些闪光点。
我曾经亲眼看见，在一个废弃的停车场里，几个流浪汉分工合作，洗菜生火，轮流做晚餐。一碟青菜，几杯劣质白酒，几个人聊得天高地阔。而在一个破旧的简易棚屋前，一个老人趁着月色，拉起自己心爱的二胡，余音悠悠，环绕陋室。
置身于这样的画面中，我总会想起老崇，想起在那个阳光和煦的早上，老崇伏在课桌上，在一本破烂的本子上安静地写着自己的日记。透过教室的玻璃窗看去，他与复旦学生并无两样。
那部纪录他的片子，我最终取名为《我的大学》。（陈倩儿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