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江商报消息
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
上海异地高考已经基本确定。据悉，持上海《居住证》A证即国内人才引进类居住证的来沪务工人员，其子女可以在沪参加中高考；持《居住证》C证即一般居住证人员的随迁子女，只能参加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考试。
上海的异地高考草案踩着政策的“大限”到来，却并没有给公众带来想象中的欣慰。草案虽然从表面上对板结的户籍准入制度作了松动，但仍是依照以前的人口管理制度作出的微调。将居住证的等级划分转换到异地高考的门槛设置上，还是带有以歧视对抗歧视的意味，离公平权利的赋予仍有相当距离。难怪有家长感叹，“刚脱离了户籍限制，又捆绑上了居住证的限制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海市出台的草案，只能体现上海一方的意志，并没有更高层级的改革统筹。这种单兵突进，恰好放大了异地高考改革由来已久的症结。实际上，以学籍为报考条件，正是教育部门在推行改革时的主要标准，这一标准在目前条件下也契合了非户籍地家长的期许。据相关报道，2011年10月，由非北京籍家长共同起草的《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》中，主要建议就是依据学籍和父母常住地等标准确定报考资格。
这一标准在非净流入地区得到了执行，为何上海会曲线“突破”，其实指出了异地高考改革中的另一层问题：教育资源分配。谈到异地高考改革，公众的关注重心多放在了户籍制度上，但户籍制度背后的资源分配差异却是更加直接的问题，户籍地居民的反对立场就是建基于优质教育资源之上。所以，像京沪广这样的教育资源大省，如果不同时进行高考制度上的改革，如改现行的计划招生体制为高校的自主招生，取消招生的地属指标，要么，改革无实质成效；要么，改革难以真正启动。
像上海这样的异地高考方案最终远离公众期待，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改革的负样本。京沪广之所以是异地高考改革的重点区，恰是因为其所包含的改革任务最重，如户籍制度更严，户籍制度背后的资源差别效应更明显，遭遇阻力最大并不足为奇。相应地，其需要的改革动力就必然比其他地方大。如果没有更高一级和更全面的改革政策统筹，单凭自身之力，显然难以完成。值得警惕的是，这些地方的阻力最大，也就意味着它应对改革的方案可能会更多，如果这些应对方案变成了以后另一种需要改革的对象，这样的改革自难称完满。
明晰此点，改革应该首先要排除观念上的歧视和应对思维，回到更加务实的行动上来。如对改革方案的成效是否作过预期？有多少随迁子女能够享受这项改革福利？对流入地造成哪些具体的影响？改革如何在一个可持续的改革轨道中推进？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阻力又来自哪？这些都需要有事先考量。应该明确，异地高考改革本质上是指向社会的整体公平，为了这个目标，能够带来改革增量的，改革不能避免被触及的，都要及早进行统筹。越往后，或者是容忍半成品改革，不但会使改革的阻力更大，也会制造新的改革问题。
“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邦，为了更好的生活留在城邦。”这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，也是公民基于基本权利的底线要求。于此，需要以更长远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今日的改革行动，不能以改革之名制造新的改革问题，改革越彻底，它之于社会的公平增量就越深刻，而公平的庇佑，从来不分你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