　　“小晶刚走那阵,我总想她只是出了远门。每天我会做各式各样的菜,等她回来吃饭,还不断地给她买新衣服。”说完,张月菊把记者领进女儿的卧室。卧室内一张简单的木质小床摆放在窗沿下,上面的碎花床单依然平整如新。床边是小晶以前学习的书桌,记者用手摸上去发现上面竟没有一丝灰尘。张月菊拉开了小晶的衣柜,从夏天的裙子到冬天的羽绒服,衣柜里一应俱全,有的还挂着标签。张月菊轻轻抚摸着这些衣服,“这个房间我每天都来打扫,坐在书桌前和她说说一天的生活,让她知道妈妈过得很好。”

　　记者提出想看看小晶生前的照片,张月菊勉强同意了,她把记者领进另一间卧室。走进去记者才发现,她的丈夫正躺在床上。见有人进来,他吃力地用手撑着床沿坐了起来,下床后一只手扶着衣柜一条腿在地上拖沓着走了几步。“老头子叫夏怀仁,不愿与人说话,一直在屋里没出来,你别介意啊。”

　　老夏的家就在济南市天桥区济安街旁,但他很少下楼,每天只是买早餐时出去逛逛,“怕看到孩子,一看到他们就想俺闺女。”老夏忧伤地说,以前自己不烟不酒,可自从女儿走后,他每天晚饭都要喝接近半斤的高度白酒,“这几年我活的很痛苦,没睡过一个完整觉,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孩子的模样,心想多喝点酒能睡着,可还是一宿一宿合不上眼。”

　　填补失独父母心灵缺失

　　3月27日,记者来到济南市槐荫区社工服务中心,社工白静一边带记者参观一边介绍说,槐荫社工从今年初开始开展了失独家庭关怀服务项目,并给该项目起了一个温馨的名字叫“我们在一起”,“之所以开展这项服务,就是希望帮助他们走出孤独寂寞的阴影,点燃希望的薪火,填补失独父母心灵上的缺失,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。”

　　针对失独家庭的社工服务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白,槐荫社工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。白静说,失独父母普遍有个现象就是自我封闭,不愿与人沟通交流,但开展社工服务首先要进行“需求评估”,只有通过入户调查,知道了他们的困难才能有针对性的服务。

　　社工在进行入户调查前,先要进行模拟训练,“问哪些问题?如何不轻易刺痛他们脆弱的神经?调查时用怎样的语气?哪些表情不能出现等细节我们都要一一演练。”经过社工近一段时间的调查,目前仅槐荫区就有103户失独家庭,“这些家庭主要存在生活照料、经济、养老等问题。”白静一边翻着评估报告一边介绍,“针对这些问题,我们将制定具体的服务计划,帮助他们尽快建立起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网络。”

　　“没想到孩子的生日竟然成了忌日。”想起自己的儿子,济南市明星小区的孙正荣悲伤不已,2006年4月18日儿子刘震的朋友为他摆了21岁生日宴,席间他与酒店服务员发生争执,不幸被刺死。

　　生活没有暂停键,可孙正荣却按下了静音键。自从孩子走后,她隔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,整日躺在孩子睡过的床上,“闻着孩子留下的气味,心里觉得好受点。”她还将孩子的照片贴满了整个房间,回忆着与儿子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。

　　孩子走后,她和丈夫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,最终选择了离婚。此后独自一人的生活,让孙正荣既要忍受丧子之痛的煎熬,又要面对生活的艰难。孙正荣现在每月有一千多元的退休金,日子过得紧巴巴。“我不怕死,就怕病。”她伤心地告诉记者。有次她不慎将腰摔伤,躺在床上不能活动,想上厕所时都要爬着去卫生间。为了减少去厕所的次数,她不敢吃东西,每隔几小时才喝一小口水,就这样挨过了两天,“生了病,连个端饭倒水的人都没有,日子太苦了!”

　　尽快建立救助体系

　　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,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.6万个。而据一些人口学家推算,我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1000万。如何构建起针对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体系,从情感和物质等多层面确保这些失独家庭无晚年之忧,是一道摆在政府和全社会面前沉甸甸的课题。

　　山东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已有十几年的时间。根据他的调查:50%的“失独家庭”经济困难,20%的“失独家庭”靠低保生活；在“失独父母”中,有50%的人患有慢性疾病,15%的人患有重大疾病,60%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。“如果政府和社会不能对他们进行积极有效的帮助,这些人很容易成为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。”崔树义告诉记者,“关于失独家庭的详细情况,目前还缺乏最权威的数据,成为今后制定政策的一大障碍。”他建议,由计生、民政、统计等部门联合对失独家庭调查摸底,掌握全省“失独家庭”的数量、分布、特征等基础数据,建立起完整的档案,以便针对不同的情况研究制定具体的对策。

　　有关专家还从政策层面给出建议,包括建立失独者援助平台,将失独老人纳入慈善救助对象,由慈善机构联合社区服务和养老协会,共同探索建立“慈善助老”的服务模式和项目运行机制；出台相关政策,鼓励民间出资设立失独群体特别养老院,降低入住门槛,实行失独家庭集中养老和居家养老相结合的多种养老方式；开展心理救助,组建心理辅导队伍,尽可能满足失独老人的心理和情感需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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